配资网络配资炒股复旦教授郑土有解码“八仙”：一个各取所需的“神仙超市”

配资网络配资炒股复旦教授郑土有解码“八仙”：一个各取所需的“神仙超市” | 八仙过海

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实习生唐悟稀

截至7月30日15时，动画电影《八仙！》票房已超9.2亿元，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。八个草根凡人，假扮神仙，拯救苍生。这个看似“草台班子”的组合，凭什么打动观众？从民间文学叙事的角度，八仙为何能跳出故纸堆，在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？

7月30日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郑土有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专访，他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视角，为我们深度解读八仙故事的魅力密码、民间故事改编的原则边界，以及四川这片土地为何总能生长出瑰丽的想象。

动画电影《八仙！》

惩恶扬善与上天入地

八仙为何长久地受到欢迎？

八仙故事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民间故事之一。八仙桌、八仙花、八仙桥……在日常生活或外出旅行时，我们时常能碰到和八仙有关的事物，这些遍布民间的命名本身就是八仙故事传播广泛的最好说明。“如果大家仔细留意，会发现很多景点都有八仙相关的故事，都是各地根据八仙故事附会上去的。”郑土有说。

2025年在成都“名人大讲堂”现场的郑土有教授

为何八仙如此受到民间喜爱？生命力究竟在哪里？郑土有认为，核心主要在于两个方面。

一个是内容上的，包括八仙在内的许多仙话，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容主题——惩恶扬善。他们用法术惩罚恶人，帮助弱小，谁生病了有仙丹，谁受冤屈了能伸张。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，是朴素且强烈的心理需求。在现实中最无奈的时刻，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，疾病缠身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八仙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，这是它最根本的生命力来源。

另一个形式上的，八仙故事展现出的想象力是超级的、颠覆性的。郑土有解释，仙这个概念，在中国文化里很有特色。仙是由凡人修炼而成的。其中藏着中国人对生命的两重探索：一是生理性的，人为什么会死？能不能长生不老？二是社会性的，人为什么被管束？能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？

要达到这两个目的，就需要“仙术”。人不会飞，仙人能上天入地；人吃不饱穿不暖，仙人想吃什么就有什么。它完全超越了人的生理限制和社会束缚。这种想象力，屈原《离骚》中的“朝发轫于苍梧兮，夕余至乎县圃”已经呈现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家喻户晓。它满足的是一种深层的审美需求和自由渴望。

正是这种“形式上的超级想象力”与“内容上满足愿望”的双重助力，让八仙故事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力。

《八仙！》中的吕洞宾人设海报

八仙就像“大超市”

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

作为一个群体，八仙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体的。郑土有向记者简要讲解了八仙的形成过程。“八仙”一词，实际上在汉代已经出现。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版本的八仙故事，包括“蜀中八仙”。而今天中国百姓熟悉的八仙人物，最早是从唐代开始流传的，比如韩湘子、张果老等。“八仙”作为一个群体故事开始流传，是在宋元之后的事。原来的八仙中，有一位叫徐神翁，到明代，徐神翁才被何仙姑替代，然后逐渐定型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的八仙。

郑土有认为，从单个人物到群体人物逐渐成型，包括何仙姑以女性身份替换掉徐神翁，都是在不断满足民众的需求，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。

《八仙！》中何仙姑人设海报

“原来的八仙全是男性，何仙姑加入后，你会发现，这八个人，男女老幼、富贵贫贱都有了代表。他们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、各种生命状态。”郑土有举了个很现实易懂的例子，“比如，女性的愿望怎么通过一群男仙来表达？婆媳关系、生育诉求，这些男神仙都没办法代言。于是，自然而然的，作为女性的何仙姑就加入了进来。”

八仙最终形成的组合，在郑土有看来就像一个“大超市”，每个人负责一个领域，凡人的不同诉求都能找到对应的神仙。这种组合式的人物塑造方式，是中国民间叙事的一条重要路径。

中国民间故事塑造人物，大概有两条路径：一条是往一个人身上不断叠加职能，把他变成一个完美的“超级体”，关公就是典型，从战神到财神到保护神，越来越全面。另一条路，就是让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责任，组合成一个团队，每个人都有特长，也都有缺点。“比如还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——《十兄弟》，千里眼、顺风耳……每个人都有特长，相互合作能做成任何事。我们从小都听过这个故事。”郑土有说，这种组合式的人物，有长处，当然就有短处。

八仙故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母题——弱小者获胜。这个母题从古至今一直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民间文学作品之中，今天许多所谓“爽文”依然有类似的叙事套路。八仙中人人都有缺点，并不完美，面对厉害的对手，却能以弱胜强，这在电影《八仙！》中也有明显体现。

《八仙！》中的铁拐李人设海报

民间文学改编

最理想的方式是“综合组建”

《八仙！》导演牟正洋说，这部电影实际上是讲八个凡人的故事——只要做对的事，心怀天下，凡人也能成仙。郑土有认为，这种提炼实际是对传统民间叙事中“以善行成仙”的一种再现。

中国的“修仙”文化，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。早期强调服仙药、呼吸导引、炼丹药等，主要靠技术手段。到了魏晋时期，葛洪的《抱朴子》里面就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光是炼丹吃药不够了，还得加上一些儒家倡导的观念，比如考察一个人是否孝顺，是否品行良善。不行孝、不做善事的人，丹药吃了也没用，依然成不了仙。再到后来，又有了信仰、度化这些概念。

总体来说，关于我国“修仙”文化的讨论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。但“做好事能成仙”本就回应了我们自古以来行善积德的优良传统。《八仙！》做的事情，是把这条线索重新再现出来，讲了一个具有正能量且精彩的“成仙”故事。

网络热议的“脑洞过大”“魔改八仙”“太多现代元素”等话题，郑土有从民间文学改编的角度进行了回答。他认为，传统民间文艺要在当下发挥作用，必须与现代生活建立联系。若只是照搬旧有故事，容易与现代观众的生活经验脱节。

“我一直觉得，最理想的改编方式是‘综合组建’。把原来的元素拆开、剁碎，提取出那些精神性的、有价值的好东西，然后跟现代生活、现代技术手段结合在一起，重新捏成一个新的东西。”这里面，正能量的精神内核不能丢，惩恶扬善、对弱者的同情、对自由的向往，这些东西是骨头。但皮肉可以换，故事可以变，场景可以挪。“如果这种就算‘魔改’的话，那我觉得民间故事改编的确需要‘魔改’吧！”

他也从美学角度出发，指出《八仙！》对传统叙事的再创作体现了“陌生化”与“错位化”。影片没有重复八仙成仙后的故事，而是聚焦其较少为人所知的成仙前经历，为新的演绎留下了空间，也使影片更容易被当代观众接受。通过展现人物的性格弱点，打破仙人完美无缺的固有想象，形成张力。而这些塑造并未脱离传统文本，只是相关故事已不为许多年轻观众熟悉。

至于创作者如何选择民间文学素材，郑土有给出了两个标准：一是以正能量为标准，表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，对社会有益、对现代人有益；二是以年轻人、现代人能接受为标准，不然花了很大力气，观众不买账，也达不到效果。

他特别提到，除了八仙故事外，可供改编的素材极其丰富，比如《太平广记》《夷坚志》《子不语》等书收录的大量传说故事，都是现成的宝库。